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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
2015-11-20 11:11:09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赵磊 【 】 浏览:578次 评论:0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 赵磊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我更愿意将该战略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该战略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2013年9月开始,我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一带一路”使我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与此同时,从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到中东的以色列以及亚洲的韩国等,该战略也使我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在调研中我了解到,从中国西北发货到天津港的成本甚至远远大于从浙江义乌发货到阿联酋的成本;著名的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只有10万人口,且遭遇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瓶颈;还看到中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迫切需求以及不得其法的满脸困惑。总之,该战略给很多中国人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也倒逼中国城市和企业思考如何医治诸多不联不通的痛点。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2015年3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收获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该战略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思想、思路、文化、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潮流感”与“国际范”,它的成功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我们不需要预设其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能否凝神聚智,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我常常在想,中国如何超越“崛起困境”,即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她不仅要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她不仅要经济成长,更要赢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人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人心向背。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即“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什么”。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其他国家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有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笔者也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所分享的文化与价值”。“一带一路”不是要和别人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它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一带一路”与传统理念的超越


在中国,中华民族长期存在“中原中心主义”,这会周期性地约束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顽固地存在“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以及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


在国外,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秩序”,其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其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他在为中文版《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序言中真诚的指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的作用。”的确,“一带一路”是对传统西方主导理念的一种超越,路、带、廊、桥等联通性质的、以及“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国式话语开始崛起,代表着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发展倾向。“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


历史上,英美崛起同样需要理念的超越,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引领当时的国际时尚。在英国霸权时代,政治层面,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制,以及英联邦制就是时尚;经济层面,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制就是时尚。在美国霸权时代,美国成功地在政治上建构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模式,共和的观念开始取代立宪的精神;经济上,通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方式使战后国际体系打上明显的美国烙印,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制度骨架。那么,今天所有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在中国和平发展与文明型崛起的关键时刻,中国能为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理念、新时尚?“一带一路”如何使中国推动的全球公共产品更具鲜明的文明识别度?


“一带一路”与痛点经济学


痛点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文化与经济精品的过程。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这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常常有人问我:五年、十年以后,中国社会还会讨论“一带一路”吗?其实,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一带一路”不是要我们去接受这四个字,而是去把握它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是否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该战略的基本内涵就是“互联互通”,而这一内涵的确找到了国际社会的最大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后,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


今天,中国西北有很多不联不通地方,甚至沿海也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整个过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首先,“一带一路”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13亿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其次,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之世界,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迫使中国人上路,去了解这个美丽星球。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痛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机遇在于,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


今天,中国的城市和企业有很多痛点。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面积扩大的城镇化(土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城镇化(户籍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三个阶段是寻找归属感的城镇化(解决人内心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在第三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不仅是高楼大厦、公共服务,也包括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城市理念,以及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依赖,城市发展由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


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2014年底我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我面前的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加深了对一句话的理解:不知是岁月成就了英伦,还是英伦成就的岁月。在这里,淡淡的一个“CLASSIC”(经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对中国城市而言,“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笞:该战略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


企业不仅要卖产品,也要卖文化。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有企业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今天,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目前,中国企业向丝路沿线国家重点推销的是“新三样”,即高铁,核电,以及航天、航空与造船等。其中,大多属于基建类企业,如中铁、中铁建、中交建、中建等。但这些“风风火火”的企业背后也有痛点,他们的主要特点如下:一是,初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工种;二是,劳动密集型,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三是,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与人员风险叠加;四是,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但利润率低。例如,中铁一年的营业额有7000亿元人民币,但纯利润只有100亿,企业有30万员工,但每年需要雇佣200万农民工,因此,企业不堪重负、负债率高,因为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员风险在不断上升,每年不是没事干,而是忙活一年最后留给自己的钱太少,属于流血流汗的“低附加值”行业。所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如中交建、中电建等企业在海外进行基建主业的同时,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利润率明显较高。


中长期,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带出去,例如肯尼亚蒙内铁路已经在积极使用中国标准。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百年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规划中的东非铁路网的咽喉,2013年底开工建设,将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把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带入非洲。蒙内铁路建成后,将全面升级肯尼亚现有铁路网。运营了100多年(英国殖民者100多年前修建的)、时速仅40公里、年货运量仅100多万吨的肯尼亚老窄轨铁路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文化自信是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人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受众)满意。“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走向文明型崛起的大道,此时中国人开始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找归属、找信仰。的确,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下,空心的麦穗举头摇向天空,而饱满的麦穗则俯身低头朝向大地。

责任编辑: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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