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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背后的欧洲困局
2015-11-23 22:03: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 【 】 浏览:558次 评论:0

面对恐怖袭击,除了尽可能地预防外,更好的做法是打击恐怖组织,挤压其生存能力和空间,然后控制流量,提高中东移民族群的生活水平,降低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欧洲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中东和北非政策的失误为“IS”这类极端教义派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空间,而欧债危机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滑的同时,高福利政策养懒人,也阻碍了欧盟内部中东移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的融入。

 11月13日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让人心痛。这场由“IS”策划并组织的系列枪击案,截至目前,已有12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在死亡的7名凶手中,由6人是引爆炸弹身亡的。也就是说,这次仍是自杀式袭击。而从籍贯上看,凶手有比利时籍,也有法国土生土长的中东裔公民,且至少一人是通过“难民”途径进入,并在叙利亚受训过的“圣战分子”。

 从机会成本看自杀式袭击

 恐怖分子身绑炸弹袭击平民,说明行动前已知必死无疑。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极端“损人害己”的“人弹”?从机会成本看,恐怖分子不惜一死,说明在他的行为选项中,死亡的代价等于零或为负,生不如死。也就是说,当恐怖组织指派某人做人弹时,被指派者已知免不了一死。若不进行自杀式袭击,组织可能会让他或其家属死得更惨。若执行了组织指令,不仅可得到“烈士”的荣誉,通常家属也会得到一笔补偿金。横竖是死,而在炸死他人中丧命,对自己还是有利一点。自杀式袭击并没有推翻经济学“自私”的假设。

 不排除由于愚蠢(经济学意义上的“信息费用”高)而被极端教义派蛊惑,受成为“烈士”的引诱而做人弹的可能。但只要生有所得,生有所欢,面对死亡,被指派者总会进行反抗。生有所得,生有所欢的“收入”越大,反抗会越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被逼外,自愿加入极端教义派充当人弹的,一定是实际生活中的低收入者。是的,贫穷增大了做人弹的概率,富人谁会愿意做人弹?实际上,从现有案例看,绝大多数充当人弹者多是被组织逼迫的。也就是说,恐怖组织要制造一颗“人弹”其实并不容易,要用尽各种手段。而要寻找人弹目标,也会从低收入者中找。由此推测,人弹是有限的。恰如长沙理工大学朱锡庆教授所言,若人弹容易制作,以极端教义派的力量,这个世界早被炸个稀巴烂了。

 由于在武力上不能与欧美直接抗衡,近年来,恐怖组织主要采用的方式就是防不胜防的人弹袭击。反恐不外有两种方式。一是从肉体上消灭恐怖分子,减少存量。若恐怖分子脸上写有“恐怖”二字,打击易如反掌。正是由于难从众多的人群中分辨出恐怖分子,所以彻底消灭不可能。除了尽可能地预防外,更好的做法是打击恐怖组织,尽可能挤压其生存能力和空间。二是控制流量,尽可能提高中东移民族群的生活水平,降低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欧美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中东和北非政策的失误为“IS”这类极端教义派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空间。而欧债危机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滑的同时,高福利政策养懒人,也阻碍了欧盟内部中东移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的融入。近年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来自欧盟内部,“家贼”更难防了。

“IS”的崛起与美欧的政策失误

 以“9·11”事件为由,美国以武力推翻了萨达姆的独裁政权,并幻想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为中东树一模板。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以“选票”上台,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教派和解,换来的不过是反过来什叶派对逊尼派(包括库尔德人)的压制而已,萨达姆推行的政教分离政策反而被弱化了。被打压之下,位于伊拉克中西部的逊尼派支持“IS”在此地存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掩护,助其成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欧美又与阿盟结合,借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内乱之机,想推翻巴沙尔政权,以使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掌权,拆散在这个地区存在几十年的什叶派联盟,切断伊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从而把波斯人的势力赶回波斯湾。

 讽刺的是,“IS”的母体就是叙利亚境内反巴沙尔政权的基地组织,最初的成长就获得了美国、法国的支持。随着巴沙尔政权的被削弱,成长起来的“IS”立马调转枪口,对准欧美、沙特和以色列等,阿盟和欧美不得不吞下这意外的苦果。中东的核心区域陷入了更深的动荡和失序中。巴沙尔政权被赶到地中海东岸,而伊拉克四分五裂,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版图已不复存在。

 苦果不单是“IS”一例。因金融危机而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从表面上看,推翻了独裁的强人政治,穆巴拉克、卡扎菲、萨利赫、本·阿里等人下台,但结果不是预期想象的一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反而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中东和北非陷入更深的动荡和失序中,包括“IS”等更多的极端组织反而得以发展壮大。

 道理再简单不过。穆巴拉克等政治强人即使有种种不是,施行的不是民主法治,但毕竟都是欧美之前的反恐盟友,他们推行的是政教分离、世俗化的政策,会尽其所能地打击主张政教合一、消灭世俗政权和异教徒的激进教义派。而一旦他们下台,该地区连秩序都无法提供,这正给基地组织的发展和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埃及等基地组织余孽死灰复燃。

 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宗教林立,教派对立,政体不一,民族矛盾复杂,历史恩怨难解,产权界定不清。拉远镜头看,这个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争斗,类似处于远古的部落战争时期,以实力为基础的较量不可避免,想通过政治谈判和外力强压达到政治平衡几无可能。幻想以投票来实现内部的良治,结果是连最基本的秩序都成了问题,反成了恐怖组织蔓延的温床。

 欧洲高福利政策的无穷祸害

 欧洲的高福利是二战后加速形成的,因为之前毕竟还有财政收支平衡的约束。但战后凯恩斯主义为政府的举债度日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政府开始包办民众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免费”多、福利高当然好,但最终钱来自于何处?只有来自纳税人。全球高福利的国家,无一例外高税率,且富人的边际税率要远高于穷人。当税收不能填补高福利的支出时,就发债。当有一天连利息都付不起,再无人愿意借钱,老债不能展期,唯有宣布破产“重组”。这就是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

“高福利”的最大弊病是使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定价体系出错。在边际税率上“劫富”和在各种补助上“济贫”,导致收入不再是自身努力和知识量的函数,努力工作者与“懒汉”的收入在边际上近乎相等时,谁还会选择努力工作?更致命的是,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多是靠“干中学”,高福利毁掉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通道,使得一个国家失去了长久的竞争力和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一些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累积的财富,被几十年不到的“坐吃山空”,吃破产了。

 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去债务化的进程。劳动力的工资和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必须大幅下调,才能在全球市场重新赢得竞争力,重返增长通道。显而易见,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

 欧盟内现在有2000多万穆斯林,主要集中在英法德意几个大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移民。这些移入的穆斯林受自身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约束,收入也较低。从英法德的情况看,他们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区中,靠领取福利金过日子的比例也较高。这在福利较高的法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面对未来的去债务化,欧盟诸国不得不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收入较低的中东移民显然受到的影响较大,引发的怨怒会较多。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恰是之前的高福利,使得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养活自己和家人,结果反而阻碍了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在“干中学”中累积知识,从而提高收入,向上流动。法国与美国恰可形成对比。由于美国的福利水平相对来说较低,移入美国的中东移民必须辛勤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结果反而能较好地融入社会。

 高福利带来的另一个祸害是由于政府兜底进行社会养老,不用养儿防老后,欧盟生育率低于人口新陈代谢所需的水平,快速步入老龄化。这在福利很高的北欧和西欧呈现得最明显。发展需要新移民。地理位置较近的天然优势,使得移入北非和中东居民成首选。但在高福利的局限下,若移入的中东移民只是领取社会福利过日子,等于是切分了移入国民众的“蛋糕”,自然会引发“抵制”。因此,每到欧盟内各国的大选年,移民政策都是政党激辩的焦点问题之一。

 也就是说,欧盟内部的高福利使得移民成为必然选择,但高福利又不利于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中东移民通过辛勤劳动,提供收入来融入当地社会。而在“饼子”有限的情况下,又必然导致约束和“歧视”新移入的中东移民。未来福利必降时,低收入的中东移民群体又首当其冲。

 如何克服“歧视”困境

 最后谈一下恐怖袭击频繁带来的“歧视”困境。由于恐怖袭击是中东恐怖分子造成的,且近年来更多的是内外结合的有组织谋划,这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欧盟内对中东移民在言辞或行动上的防范及“歧视”。要指出的是,这种“歧视”是恐怖袭击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无可避免。原因就在于在众多人中辨别出恐怖分子的难度太高,而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巨大,人们只能采用反推法,把所有的中东和北非居民都视为可能的恐怖分子进行防范,从而必然产生言辞或行动上的“歧视”。

 这种“歧视”会随着恐怖袭击的减少而自动消失,不必过于担心。反恐还是要从反思欧美的中东北非政策,进一步挤压极端教义派的生存空间入手。同时,设法增加中东移民的收入,提高其生命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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