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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 ——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
2016-04-08 11:51:29 来源:《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作者: 【 】 浏览:348次 评论:0

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

——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


昝 涛



内容提要 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背景下,2011~2012年土耳其开始提出一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计划与目标,即“2023百年愿景”、“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这一系列涉及土耳其未来中长期发展的目标与愿景可以被概括为“土耳其梦”。这既是土耳其政治家的一种吸引眼球的宣传,也是土耳其经历了十年发展后自信心日益增强的表现。有鉴于此,中国与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时,中方宜深入理解上述土耳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点,以期实现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并且,在研究土耳其自身优势与问题的基础上,中方需要重视该国在欧亚地区施展软实力影响的特殊作用,探索双方在共同提高国际影响力及应对极端主义挑战等方面新的合作议题,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

“土耳其梦”正义与发展党“一带一路”中土关系

作者简介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倡议,与此相关的国家也进入国人的关注与研究视野。这其中,土耳其受到了格外关注,不仅包括中东研究学者,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的人,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了对土耳其的知识需求。 201531718日,经笔者联络,促成北京大学与印第安纳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在中东: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外国学者30多人,其中有关中土关系的那一场,发言人最多(共7人),引起了格外的关注,探讨的问题也从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到极端主义等多个方面。在21世纪过去的十余年,土耳其的发展引人注目,该国相继提出了3个层次雄心勃勃的“土耳其梦”(Türkiyehayal/Turkey dream “土耳其梦”是笔者所做的一个概括,这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土耳其人也极少使用“土耳其梦”(Türkiye hayal)来概括本文中涉及的那些愿景、展望和目标;倒是有一些英文的报道和分析会使用“Turkeys Dream”这样的表达。在土耳其语境下,被讨论最多的是“2023百年愿景”(2023 Vizyonu)。:2023年土耳其建国100周年时的计划(简称“2023百年愿景”)、2053年奥斯曼-突厥人征服伊斯坦布尔600周年时的展望(简称“2053展望”)以及2071年塞尔柱-突厥人打败拜占庭帝国、开启安纳托利亚征服运动的曼齐克特战役胜利1 000周年时的目标(简称“2071千年目标”)。通过具体考释土耳其提出这些发展规划、目标与愿景的过程,本文拟探讨土耳其提出这些宏大理想的时代背景,分析实现这些梦想的条件。最后,本文的落脚点在于从中土关系的角度看待土耳其的基本面,并探讨“一带一路”下中土合作的基础与前景。



“土耳其梦”的3个层次及其内涵

 

当下,土耳其领导人对该国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正如2015916日土耳其媒体有关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在演讲中所言:“我们真心地相信,土耳其的未来是光明的……当下我们生活在灰暗的日子里,但是,202320532071愿景必将会实现。”的确,以“2023百年愿景”为核心的“土耳其梦”体现了该国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一)“2023百年愿景”

土耳其的“2023百年愿景”是在2011年最先提出的,并不断得以深化。2011128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对人民讲话》(Ulusa Sesleni)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提出了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的“2023百年愿景”,具体内容:“我们在未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至少再翻三番,希望在2023年能达到2万亿美元。12年后,我们的人口预计将达到8200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25 000美元。此外,未来12年出口要再翻四番,达到5 000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希望到2023年时,小学和中学入学率都达到100%。在健康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每10万人有153个医生,到2023年我们要提高到210个。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8年中,我们修建了13 600公里公路;这将很快达到15 000公里,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要再修15 000公里。此外,我们还要铺11 000公里新的铁路,南北高铁线路要完成。土耳其要成为世界十大空港之一。飞机、卫星要自己设计,并以本地技术生产。我们已开始自主生产战舰、坦克、无人机,我们还有更多、更大的计划。自己的防务卫星由土耳其的工程师设计,把卫星发送到太空。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航天工业区、船舶建造工业区,将土耳其打造成为连接三大陆的制造业和物流中心。总面积达850万公顷的净化水区域已经接近完工,希望到2023年就可以通水。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游客人数由现在的每年2 850万人次增加到5 000万人次,旅游收入由目前的22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一些区域工程(GAPDAPKOP)也将完工,我们举国上下要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地把土耳其建成世界的粮仓和农业中心。”

2012930日,正发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发布了《正发党2023政治愿景》(AK Parti 2023 Siyasi Vizyonu)。埃尔多安在演说中3次使用了“梦”(hayal)这个单词,声情并茂地发达了他对土耳其未来的坚定信念。实际上,相较于前引埃尔多安的谈话内容,这次大会正式发布的《正发党2023政治愿景》这个党的文件对具体问题做了深化和细化,尤其对未来11年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民族、法律、文化、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预期取得的成就均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

第一,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份文件除了强调上文提及的2011年埃尔多安电视谈话节目中提到的诸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以外,还提到“与通胀做斗争将继续是我们的优先考虑”,即鼓励国民创新、创业及努力工作。

第二,在民族问题上,正发党积极致力于通过强调文化自治、双语和多元主义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该文件明确表示反对军方监国体制。按照既有的方案,土耳其将推出一部“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新宪法,以取代1980年军人干政后颁行的宪法。此外,正发党力图重新界定土耳其民族的概念,赋予库尔德人以真正的少数民族地位,以及相应的文化自治权,并且将在公共服务中逐渐推行双语(土耳其语与库尔德语)。相对于土耳其长期僵化的民族政策来说,这个调整是革命性的,对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是积极的。可见,正发党的2023愿景重视民主的宽容性,强调尊重和保护差异性与少数人的观点。正发党还承诺要扩大“仇恨罪”的概念,即包括所有的宗教性和种族性的言行。为了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恐怖主义作斗争,正发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民主方案,即“民族统一与繁荣进程”,正发党将其所贯彻的政策定位为:以人类为中心和基于自由的政治。正发党尤其强调多元主义作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以前一些对少数族群的同化和歧视性政策已经被取消;埃尔多安还曾为历史上对库尔德人的迫害事件而道歉。另外,正发党强调加大对东南部库尔德落后地区的投资、开发与援助。

第三,在对外关系方面,继续走多边主义道路,既强调要加入欧盟,又坚持发展同伊斯兰-中东地区以及中亚的关系。在理念上,正发党坚信土耳其的伟大和强盛源自历史与文化,要实现其历史使命,将土耳其变成能够塑造世界秩序的国家之一。正发党对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文明版图持多维度和多方位的视角,强调从战略的纵深角度来重估土耳其的历史与地缘;继续肯定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关于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正发党坚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理想,同时强调要把“哥本哈根标准”定义为“安卡拉标准”,发誓要在2023年加入欧盟,成为完全会员国;强调与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合作;反对伊斯兰恐惧症;肯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第四,重新界定了世俗主义。在世俗主义的界定方面,正发党的2023愿景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这代表的是正发党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一贯态度。实际上,正发党并不否定世俗主义,但是,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强调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处。这是正发党重塑土耳其社会的重要指南,这是因为:相对于凯末尔党人以政治管控宗教的、积极的世俗主义来说,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必将为宗教活动打开更大的空间。

2011年埃尔多安提出“2023百年愿景”以来,土耳其政界一直围绕“2023百年愿景”做文章,尤其是正发党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多个场合不断提到“2023百年愿景”,他们的态度大致可以概括为:表达信念,认识到困难,但从未放弃。20161月中旬,土耳其总理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lu)在伦敦面向200多名投资人的演讲中再次坚定地重申了土耳其“2023百年愿景”的经济目标。由此看来,“2023百年愿景”可视为土耳其当下与未来一段时间该国重要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

(二)“2071千年目标”

 

2071千年目标”是在2012年底由埃尔多安正式提出的,它不像“百年愿景”那样有一系列的具体计划和数据,可以说那是一种历史意识。实际上,在正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埃尔多安在论及正发党的历史定位时提到了1071年的那段历史,他认为正发党“是继承了1 000年历史的积淀、经验、精神与灵感的政党”。这里所说的1 000年指的就是1071年。从土耳其当下的官方历史叙事来说,1071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因为这是安纳托利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开端。埃尔多安没有止于塞尔柱突厥人,而是将其描述为一个萌芽:“这样的一个文明,在奥斯曼加齐手中时还只是小枝。那个小枝会长成矮树,矮树会长成参天大树,变成覆盖大地与海洋的、从高加索到阿尔卑斯、从两河流域到多瑙河的广阔领土的大树。请注意,在这棵大树的树荫下,塞尔柱、奥斯曼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流血,没有分裂,也没有分裂主义;没有暴政,没有压迫,也没有他者化。这里只有爱和友谊,这里相信知识的力量。正发党就是在这树枝上生长出来的。我们的道路,是苏丹阿斯兰的道路,是奥斯曼加齐的道路,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的道路,是苏丹苏雷曼的道路,是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道路,是阿德南·门德列斯的道路。”

通过回归历史,埃尔多安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将过去美化,将征服的历史美化,尤其说没有压迫,没有流血,完全是罔顾史实。但通过这样一种叙事结构,埃尔多安将正发党置于土耳其的千年历史之中,置于一个从起源到当下的连绵不断的延续中,从塞尔柱到奥斯曼,从奥斯曼到共和国,在这千年一系的历史脉络中,正发党被抬到了历史的高度。应该说,这算是埃尔多安较早地将1071年作为象征纳入人们视野的一次讲话。

但是,“1071一代”(1071in nesli)以及“2071千年目标”(2071hedefi),是在正发党四大之后提出来的,所谓“2071千年目标”则非常含糊和空洞,不像“2023百年愿景”那么具体,埃尔多安说到“2071千年目标”,只是笼统地说要达到“奥斯曼水平”(Osmanl derecesi)。20121216日,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中部因保守而文明的城市科尼亚(Konya)发表演讲,指出了到2071要实现的目标:“希望从我们历史上的安纳托利亚运动开始到现在……到2071年,也就是第一千年的时候,真主保佑,那个时候的土耳其,将会达到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曾经达到的水平。当发达国家陷入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土耳其还在继续稳步前进。我们是见不到2071年了。青年们!我是对你们说的,尤其是你们中的单身者。你们结婚吧。希望你们将养育‘1071一代’。”埃尔多安提到的所谓古代帝国水平,无法得知用什么来衡量。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那时土耳其面积比较大,比周边的国家强盛。埃尔多安说:“我们将更加强大。”在同一天的议会演讲中,时任外交部长的达乌特奥卢也说:“到2023年,你们就会看到国家的崛起,到2071年的时候,你们将会作为尊贵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三)“2053展望”

较少被提到但也已经成为当下土耳其政治语言之一的是“2053展望”。201357日,埃尔多安在正发党的团体会议上向议员们讲话时提到了2053展望:“我们在20129月的大会上就宣布了2071(千年)目标。就算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为了今天出生的孩子们能够看到那一天,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准备了。伊斯坦布尔在1453年被征服后的600周年,也就是2053年,我们也设定了正发党的目标。如果没有苏雷曼,就没有艾尔图鲁加齐、奥斯曼加齐。如果没有奥斯曼加齐在伊斯坦布尔被征服150年前的梦,也就没有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一个时代的门关了,一个新的时代就不能开启。我们给今天的青年们灌输的是一种意识,即成为一个一个的征服者,成为养育征服者们的父母。”

以上三者比较来看,土耳其的“2023百年愿景”是很实的,它涉及该国各方面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而“2071千年”和“2053展望”内容则非常笼统,主要是一种历史意识,其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和信念是:土耳其人过去曾经很强大,也一定可以复兴过去那种程度的强大,希望土耳其的发展能越来越好;现在的领导人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他们不只是要为这一代人考虑,而且还要为子孙后代考虑,除了物质生活的持续改善,还鼓励土耳其人多生孩子,哺育未来一代。对于正发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确实看不到2071年了,所以,在务虚的意义上提出所谓“千年目标”,旨在诉诸某种历史资源,借过去和未来而加强自身现在的吸引力与号召力。

“土耳其梦”

提出的背景及其引发的相关争论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党或政府提出关于未来发展的计划或宏伟目标,较为常见。这既是一种政治宣示,也是一种发展思路。那么,正发党为何在其执政之初未出现如此宏大的计划,而在执政近十年之时提出来?围绕实现“土耳其梦”,该国国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

(一)“土耳其梦”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正发党执政十年的经济成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土耳其在正发党执政的头十年中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主政以来,土耳其积极融入全球化,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2002年正发党上台连续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更是持续较快发展,尤其是20022007年,平均增速超过了6.8%,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卓越,土耳其在这几年迅速摆脱了21世纪初金融危机的影响,成为继“金砖国家”之后的新秀,是“展望五国(VISTA)”、“灵猫六国”或“金钻十一国”的成员。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经济下滑,但很快突破困局,2010年和2011年经济增速达到了9%。之后,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美元现价计算,土耳其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 221亿美元,居世界第17位,人均国民收入为10 971美元, 2014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按美元现价计算为7 984亿美元,排名第18位,这个数据变化主要是受里拉贬值影响;世界银行预测土耳其2016年和2017年的增速分别为3.9%3.7%。此外,正发党执政的前十年,跨国公司也愿意到土耳其投资,土耳其吸引外资超过了1 200亿美元,在西亚地区数量最多,相对于陷入危机的欧洲和动荡的西亚北非地区而言,土耳其表现醒目。据此,土耳其一些乐观的观察家在2013年提出该国正面临提升高附加值技术产品的契机以及需进一步加大在该国不发达地区(东南部)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开发。

质言之,土耳其提出雄心勃勃未来规划的时间点,恰恰是土耳其经济突飞猛进、高速发展的时候,反映的正是埃尔多安集团的信心。随着正发党连续赢得大选,它的自信心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意志。福山曾指出,不管是什么政策或计划,关键还是要有强有力的体制和政治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即它有一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战略纵深,同时土耳其维持了与西方之间长期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土耳其较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尽管现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我们若把眼光稍微放远,看看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全球化确实是让不同地区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受益了,不用说金砖国家,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随着土耳其的崛起,它必然也要寻求新的、与其实力相称的定位。

第二,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表现成为21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更加突出。以冷战的结束为背景,土耳其开始摆脱其“边疆国家”的地位,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沟通东、西的“桥梁”国家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中枢国家”,正发党执政之后就是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以“中枢国家”的认识定位为基础的。

我们从正发党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2023百年愿景”包含的很多具体项目与伊斯坦布尔有关,这主要是其区位优势非常突出。伊斯坦布尔不仅交通便利,而且其地缘、经济和文明地位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作为地区当之无愧的地缘、文明和经济中心,它同时也是去往中东、非洲和中亚的中转地。土耳其近年来强势崛起,更是强化了其欧亚中枢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建设国际航空中心的计划(如世界第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计划)、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隧道的从北京到伦敦的丝绸之路计划、黑海和地中海贸易港口和路线的建设计划(包括海底隧道建设),以及将伊斯坦布尔建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等等,这都是基于土耳其本身的地缘优势,它处于欧、亚、非三大陆之间,具有整合的条件。

第三,土耳其的帝国遗产与大国意识是其重要的心理基础与潜在因素。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人曾是伟大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的主人。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帝国,它长期对欧洲构成明显优势与威胁。100年前,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承载了帝国的部分遗产。在帝国时代,土耳其人就参与欧洲事务,在帝国晚期又开启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以求现代化的进程,这被土耳其共和国所延续。所以说,土耳其人不只是承载了帝国的失败和苦难,还延续了近300年的现代化理想,它一度还成为20世纪初一些其他国家的榜样。在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就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因此,土耳其的大国意识主要就是源于帝国遗产和成功的现代化。土耳其的帝国意识,并不能将其等同为帝国野心。历史既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以是一种灵感之源,从凯末尔党人开始,土耳其人就善于利用历史为当下服务。土耳其的各种积极举动和战略目标与这样一种历史意识不无关系,在前述埃尔多安的讲话中,这种历史意识是非常明显的。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主人,土耳其人将帝国的伟大遗产及其记忆一并继承下来。土耳其人在凯末尔时代曾为了现代化和进步而排斥和否定帝国历史,在土耳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又开始重新评价帝国,在1999年,土耳其还曾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这些都是其帝国意识的反映,将其说成是“新奥斯曼主义”的症候也不无道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修课,对于塑造土耳其人的民族和历史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学习会使受众强化关于帝国的知识,这是关于一个帝国兴起、征服、扩张、强盛与衰落的历史,它在领土范围上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领土,还有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黑海以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北非以及巴尔干等地区,它们都曾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广阔领土。土耳其人的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和大国情怀就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和塑造的,它自然地也会塑造土耳其人的国家观、历史观、未来观和世界观。正发党为土耳其人所设定的一系列目标,所反映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大国意识。

第四,它反映了土耳其历史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内在要求。正发党统治的时代,正是世界范围内新兴大国崛起的时代。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土耳其坚持西方化,紧跟欧美,这是一种做学生的心态;随着土耳其自身的发展和自信心的增强,大国意识的觉醒使其谋求一个更远大的、不一样的未来。这个未来不再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克服凯末尔主义盛期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对帝国和伊斯兰文明重新认可。对稳定秩序和繁荣未来的期许,使得土耳其人必须在当下提出适合其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

我们如果把眼光稍微放长远就不难发现,正发党所继承与延续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厄扎尔的遗产,土耳其领导人也主动承认过这一点,无论是前述埃尔多安在讲话中的历史重述,还是达乌特奥卢在阐述土耳其战略时的表述,都强调了对厄扎尔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厄扎尔所确定的是“伊斯兰+民主+技术现代性”。厄扎尔的这个框架内涵了两种秩序:历史秩序与现实秩序。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为中右的、保守民主的政党,正发党的政纲和展望并没有超出厄扎尔的框架。历史地看,厄扎尔的这个框架已经意味着对僵化的凯末尔主义的纠正。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结果,简单来说,这个改变就是以前被忽视、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底层社会开始崛起,不仅仅是通过政治民主化,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上新中产阶层的崛起来实现的,他们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国家精英对权力、资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要重新确立土耳其的文明和文化的主体性。

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就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超越。当前正发党的主张可以被标识为“埃尔多安主义”。如果用历史秩序与现实秩序来定位当下的土耳其,历史秩序必然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所代表的伊斯兰传统;二是以突厥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它们提供的是精神和归属感。现实秩序指的是世俗主义、民主与技术现代性,这包含了物质和制度的维度,是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但离开了历史秩序,单凭物质和制度的进步,土耳其人无法确立其主体性。正发党的定位和愿景正好为土耳其人提供了这两种秩序。

正发党统治的时代正赶上土耳其进入到下一个变革期。变革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制定新宪法。近年来,土耳其以制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辩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治变革尚未完成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一直使用军方所确立的宪法。这部宪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军方监国的地位予以巩固,并对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有所规训,尤其是要应对冷战时期土耳其出现的“左倾”化问题。显然,这早就是一部不合时宜的宪法了,其大部分内容都经历过修改,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在土耳其是有普遍共识的,各政党已就此进行了多次协商。

综上,正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愿景,与冷战后土耳其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是耦合的。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到现在的埃尔多安,土耳其现代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如何重新定位国家、政治与文化,如何调整对外关系,都到了一个必须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重燃“大国梦”。如达乌特奥卢所言,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要兼备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再进一步谋求全球性的大国地位。

第五,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土耳其国内外现在基本都认可土耳其已经进入了埃尔多安时代。21世纪过去的这些年,土耳其被深深地打上了埃尔多安的烙印。他是一个有显著领袖魅力(韦伯所谓“克里斯玛”)的人:穷苦出身,青年时代就加入伊斯兰主义政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伊斯坦布尔市市长且政绩显赫,曾因伊斯兰主义政治言论而坐牢。2001年,他与居尔一起创立正发党,次年就问鼎土耳其最高权力,并掌控土耳其至今。埃尔多安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讨好选民有独特的一套,打压政治对手毫不留情;他还是一个行事高调、好大喜功、经常口出狂言的人,但也因此深得一些铁杆“粉丝”的支持,他为土耳其人带来了生活上的实惠,也带来了自豪感和尊严。尤其是在2007年以后,正发党连续赢得大选胜利,使其自信心“爆棚”,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当他感觉到自身权势受到威胁的时候,也越发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20148月,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由民选产生的总统,成功地在土耳其复制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如果不出意外,埃尔多安可以连任干到2024年,正好是跨越了土耳其实现百年愿景的2023年。埃尔多安还希望能够使土耳其变为总统制,届时他将可以把更多权力集于自身,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土耳其。如果埃尔多安取得成功,他将比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主政的时间(19231938年)还长,也将是凯末尔之后权势最大的土耳其领导人。

从前述意义上说,“2023百年愿景”既是正发党的愿景,也是土耳其的愿景,更是埃尔多安本人的愿景。这是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承诺,是他对土耳其未来的某种历史性自觉。“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反映的是埃尔多安利用历史资源和符号吸引眼球的政治营销策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以及按照自己的思路塑造土耳其,通过一系列的愿景和目标,设定话语和框架,激发起民众的热望,使土耳其人愿意追随他。

(二)围绕“土耳其梦”的争论

土耳其提出上述一系列发展战略倡议或规划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既有赞美者,亦有批评、怀疑甚至嘲笑者。

第一种观点是赞扬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赞同者高度评价了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提出的各项宏大目标,认为这些以未来为旨归的高远目标在土耳其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对土耳其民族的发展、强盛和自信都将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必将彪炳史册;赞同者对土耳其未来的畅想更加大胆:希望在2053年的时候,土耳其经济总量能进入世界前三;到2071年,土耳其能成为领导世界的首屈一指的强国。

持上述看法的以土耳其专栏作家穆斯塔法·余莱克利(Mustafa Yürekli)为代表。他首先阐述了土耳其发展愿景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历史意义。穆斯塔法看重的是埃尔多安开启了土耳其人对未来的期许,并形成了全国性的讨论,民众都希望土耳其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强大的、有影响力的伟大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给了土耳其人信念、决心与意志。

其次,他对土耳其的各个愿景都表示肯定,尤其对中长期目标非常确信。他认为:土耳其仅有2023年目标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着眼于短期。“我们必须为2071年制定计划,使土耳其成为世界主导,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埃尔多安在设定了2023愿景目标之后,如果也能够将2053愿景和2071愿景设为政治前景,就会在历史上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

再次,他也对土耳其未来的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畅想:“土耳其在2023年必须要成为经济总量上世界前十名的国家。能够看到这样的意志与决心,我们民族就会很幸福。为什么不能在2053年将目标设定为成为世界前三名?30年可以做很多事情。……要自信,要有正确的计划,要有强大的民主意志以及艰苦的努力……在2071年,或许可以实现伊斯兰的团结,土耳其在社会结构、经济以及政治方面将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2023愿景必然要激发2053愿景,2053也必然要带来2071愿景。”

穆斯塔法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高度评价,对3个愿景的肯定和畅想反映的也正是土耳其经过十年发展后土耳其人日益上升的信心。

第二种观点是对“土耳其梦”的质疑和批评。有的人援引经济数据给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泼冷水”,认为那些愿景和目标不可能实现,纯粹只是“梦”而已;有的人提到土耳其国内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创新人才不足、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挑战,等等;还有的人从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质疑正发党的新宪法设计,认为那实际上是屈从于库尔德工人党,是要分裂土耳其;包括埃尔多安喜欢使用的历史比附以及对征服历史的美化,都受到了批评。

总体而言,首先,批评者高度质疑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可达性。在他们看来,过去十几年土耳其经济能够取得较大发展,主要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大,靠的是人力资本。但是,如果土耳其不能发展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阶段,它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为此,土耳其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但批评者认为,土耳其的现实情况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教育机构和有才能的人受到了压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土耳其没有办法保持高速增长。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总之,正发党在设定2023年目标的时候,当时看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随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除了上述挑战,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土耳其面临缺少能源的挑战,如何确保能源供应,对土耳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另外,土耳其国内受库尔德问题的长期困扰,国内团结有待加强,尤其是需要整合落后的库尔德部落地区。按照较新的评估,土耳其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列全球第83位,在男女平等方面也做得不好,教育水平偏低,青年失业率过高,政府赤字攀升,经济泡沫化,这些都是土耳其实现其2023愿景的障碍。

其次,批评之声还涉及正发党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学者萨迪批评了正发党提出的改革计划尤其是新宪法提议。萨迪属于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土耳其旧的民族主义立场,批评正发党推动的多样化,认为实现多元化的土耳其会走向分裂,沦为“大库尔德斯坦”(“Büyük Kürdistan”)的应声虫。他在评论正发党的库尔德政策时称:“今天,他们去找死刑犯、在监狱中的恐怖组织头子寻找解决方案,甚至要分裂我们的国家,从土耳其民族手中夺走它的主权,在这个条件下还要达成什么‘协定’(mutabakat),我们深感忧虑。”这里,萨迪指的是正发党的“伊姆拉勒进程”。这一进程对于土耳其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它解决长期困扰国家政治的库尔德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但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土耳其国家与库尔德工人党再次陷入冲突,该进程实际上被搁浅了,土耳其目前几乎失去了对东南部地区的控制,当地再次陷入反恐泥潭,随着叙利亚局势失控,土耳其日益面临库尔德问题区域化和复杂化的局面。萨迪还认为,“新的”宪法和前述少数民族政策是要清除土耳其民族的观念(Türk Milletikavram),这就等于剥夺了土耳其人的主权;而以往的捍卫母语的条款被取消之后,司法也变成了双语的,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双语,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公共服务中将有库尔德语翻译;为了使以本地语言所做之诉讼便于理解,公职部门将雇佣翻译。而干部将被要求会多种语言。广播和教育也已经可以使用本地语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的趋势将损害土耳其国家主权的完整,无异于分裂国家。

再次,还有一种质疑的声音是针对埃尔多安多次引用历史上征服者并将他们美化,批评者认为,埃尔多安的美化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将土耳其引入歧途。在西方学者看来,那些征服者都是侵略者,阿斯兰的目标是什叶派的、以埃及为根据地的法蒂玛王朝,曼齐克特也不是一个和平、繁荣与自由的国家形象,那里没有宽容、美德和善意;阿斯兰将脚踏在基督教王国的领导人罗曼努斯的脖子上以示侮辱,这个历史细节也不容忽视。埃尔多安的言论被视为某种奥斯曼帝国旧梦的复活,在地区外交层面上,这样的野心只会引发更多的疑虑和不安。甚至有评论者一直怀疑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和野心,这样的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奥斯曼旧梦,会腐蚀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世俗政体,进而威胁到民主。批评者认为,埃尔多安的“2071千年目标”带有宗教性和教派性暗示,很可能是针对什叶派的伊朗、基督教世界以及埃及。不过,当前的中东乱局已使土耳其的应对显得捉襟见肘,反对之声越来越多。埃尔多安无论诉诸奥斯曼主义,还是伊斯兰团结,都很难改变中东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分裂和动荡的局面,阿拉伯国家不会欢迎奥斯曼帝国的回归。

上述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出来的赞成或质疑的意见各有其道理。任何一个愿景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畅想未来。土耳其的202320532071目标也是期望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后人或后代的后代将生活得不一样,甚至全世界都能感到很幸福。笔者已经指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提出的各种愿景和目标植根于土耳其现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也有很强的政治宣传色彩。不过,愿望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从经济数据和指标来看,土耳其到2023年实现其梦想几乎已不可能。据估计,土耳其唯有连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增长,才能在2023年达到世界前十位。但是,从土耳其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20112014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是4%;以过去的12年为单位,土耳其的年均增长率是5.8%,土耳其以这个速度发展到202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会增长到1.3万亿美元。这样,“2023百年愿景”中2万亿美元的目标就只是“做梦”而已。另外,如果达不到年增长率10%,人均收入达到25 000美元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以当前的速度看,土耳其在2023年只能实现人均15 000美元。土耳其的出口在20032010年间的年均增长是17%,如果能够保持这个速度,则可以实现到2023年到达5 000亿美元,但是,土耳其20112014年年均出口增长8.5%,增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土耳其要实现其愿景和目标的希望确实越来越渺茫了。

正发党当前对此亦有清醒认识,正致力于通过改革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扭转困局。 根据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最近的介绍,土耳其现阶段的改革主要有3个部分:部门的转型(sectoral transformation)、结构性的大调整(structural-macro reforms)与欧盟(EU)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2023愿景提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尤其是机场、港口和道路建设,目标在于将土耳其打造成一个物流中心。从新宪法尤其是民族政策的角度批评正发党的百年愿景,拒绝接受正发党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解,不接受多元主义,只能说土耳其主流的民族主义还未受到根本的挑战。正发党的思路符合其一贯主张的以“更多的民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思路,如果不能推行下去,库尔德问题将困扰土耳其更长时间。此外,关于土耳其的帝国情怀与大国梦,前文已有涉及,此处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批评者对埃尔多安伊斯兰主义倾向颇为担心,所谓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威胁了世俗主义。在“2023百年愿景”中正发党强调世俗主义是平等对待各宗教,不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从积极世俗主义向消极世俗主义的转变。仅以伊斯兰主义的视角观察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是非常片面与狭隘的,土耳其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主要也不是因为其宗教主张。此类批评更多的是源于某种伊斯兰恐惧症。

基于“土耳其梦”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土合作

 

2013年,中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也是中国与不同国家进行新型合作的时代课题。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上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区域性大国,对“一带一路”具有重要作用。2015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会见了埃尔多安,并强调:中土两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对接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埃尔多安表示,土方愿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土耳其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中土签署了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进各领域合作提供重要政策支持。可见,中、土两国已经明确要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尤其是习主席强调要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这也是前文着重探讨土耳其发展战略(“土耳其梦”)的原因和意义。

(一)土耳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与观点

土方对中国的倡议非常关心,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在2010年已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具有世界性影响,土耳其不能忽略中国之存在;二是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一些涉及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问题具有影响力;三是土耳其对中国贸易存在巨大逆差,一直在寻求可能的突破,也就是尽量弥补土耳其方面的贸易逆差,土方的基本考虑是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埃尔多安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也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四是“一带一路”为土耳其实现“土耳其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引起了土耳其方面的高度重视,土耳其已经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

那么,土耳其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看法是什么呢?根据笔者近年来的调研,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耳其人认为,“一带一路”对土耳其有潜在的巨大利益。正发党很清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举策略,都必须首先把经济搞好。目前,土耳其的经济出现了危机的前兆,里拉贬值很快,通胀较为严重,引起了正发党的忧虑,亟需进一步寻找新的经济机遇,“一带一路”的提出对土耳其意味着新的机遇。

第二,土耳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个好的理念。土耳其自认是“丝绸之路”的传统通道,伊斯坦布尔是其终点,在土耳其境内有很多古代丝绸之路的遗迹,比如在土耳其前总统居尔的故乡开塞利,就有着长期的商贸传统,“丝绸之路”就是其新建博物馆的主打项目之一。土耳其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渴望通过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历史理念的复兴,为当代土耳其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寻找新的思路,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相结合。

第三,也有部分声音表达了对“一路一带”的担忧。土耳其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相似的。土耳其也面临着向海外寻求市场和吸引投资的计划。中、土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相对接。土耳其将中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那里的民族被土耳其人视为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亲戚”,这是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意识,表达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倾向性。土耳其将高加索视为非常重要的势力范围,也有在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之间、格鲁吉亚与土耳其之间投资铁路的规划。也正因为如此,部分土耳其人表达了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疑虑:中土之间是不是存在竞争关系?对于内陆欧亚地区(Central Eurasia),土耳其的战略主要还是立足于扩大市场份额,将自身打造成为这个地区丰富能源的转运通道国家,同时利用语言、宗教、种族、历史等方面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第四,土耳其人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只是一个经济规划,也是一个文化和安全方面的计划。“一带一路”的提出,除了与产能转移有关之外,也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有关系,因此,土耳其人比较多地关注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土方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普遍是积极的、有兴趣的。

(二)土耳其的独特优势与问题

在了解了土耳其对“一带一路”的关切之后,从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土合作及实现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角度来说,该如何看待土耳其的优势及潜在的问题呢?

在笔者看来,土耳其具有五方面优势:第一,在地缘格局方面,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陆结合部,北临俄罗斯,东临高加索-中亚-伊朗,西近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阿拉伯地区,土耳其还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样一个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土耳其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桥梁,就像达乌特奥卢曾说过的,土耳其的优势是可以同时讲两种文明的语言。从推进“一带一路”的角度说,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土耳其的这种辐射广阔的区位优势。

第二,在经济上,土耳其虽然现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但回顾过去的十余年,土耳其在正发党领导下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加入欧盟的进程仍然在继续推进。该国还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榜样。土耳其有7 700万人口,且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市场潜力很大。土耳其不是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其能取得今日之成就,说明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比主要依靠能源创收的国家要健康得多。

第三,政治上,土耳其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已经完成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建国92年以来,土耳其长期实行西方化政策,1946年又进行了政治改革,向多党民主制过渡。在世界范围内的非西方国家中,从中东变局引发的动荡来看,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从制度环境来说,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投资、社会福利、文化、媒体等方面都以欧洲为标准,虽并未完全达到,但长期加入欧盟的进程已经且正在改变土耳其,使其变得更加规范,也更适合外国投资。达乌特奥卢也于20161月中旬在伦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要改善制度环境,使土耳其更适合投资,并强调了欧盟进程对土耳其的重要意义。换个角度说,欧盟和北约都是土耳其的重要外部规定性。

第四,在文化与体制上,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向来以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克确立的世俗体制而闻名。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体制是土耳其各方都尊重的底线,目前尚未受到根本性挑战。土耳其的国民素质较高,文化上很开放。“土耳其版本的伊斯兰”也更温和与包容。尽管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中,突厥是一个很重要的古老认同,甚至之前的鲜卑、匈奴也一并被认同了,但作为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力量,他们是在11世纪的时候才登上近东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破巴格达并残杀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之后,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崩溃了,这时奥斯曼-突厥人是以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面貌出现的,土耳其人成了伊斯兰的拯救者。由于皈依伊斯兰较晚,还不断吸收古波斯、拜占庭、古希腊-罗马等多方面的历史文明遗产,而且主要通过苏菲主义的修行方式皈依,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色,简单来说就是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较少教条化的理解;亦积极通过伊斯兰教发挥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第五,在教育方面,土耳其也拥有较发达的资源。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大部分优秀高校已经实现了英文教学,努力与先进的西方模式和标准接轨;土耳其已经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在接受中国学生方面没有制度性障碍。在相关领域,中、土未来合作的空间很大。此外,土耳其的宗教教育也很先进与发达,其“去极端化”经验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土耳其当下也存在5个问题:第一,土耳其处于复杂的地区格局中。中东地区长期动荡,近年来,伊拉克、叙利亚形势恶化,土耳其作为邻国深受影响:包括“伊斯兰国”问题、库尔德问题、200多万难民滞留土耳其的问题,以及因战机事件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等问题。

第二,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领导层在处理内外危机方面存在颇多争议。比如,正发党政府与居兰运动的关系、俄土战机事件、购买中国的红旗九导弹等等。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的争议伤害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威望和“靠谱性”。埃尔多安力推总统制更是引发了批评者的担忧,认为他是在谋取更大的、不受约束的个人权力。甚至有土耳其评论家说,埃尔多安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总统制,而是独裁,或者当一个合法选举上台的“苏丹”。

第三,土耳其经济已显现增长缓慢、动力不足,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10 000美元,是中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需要大量人才,非短期政策可以奏效。

第四,土耳其的长期稳定受制于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正发党有不容忽视的伊斯兰主义背景,自2002年上台以来,虽政绩显赫,但该党代表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势力,欲复兴伊斯兰,包括取缔头巾立法在内的一系列“小动作”,已经引起世俗派的警觉,他们深恐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侵蚀。近年来,土耳其军方与正发党政府的关系、世俗派与保守派的关系、自由派与埃尔多安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诱因。

第五,土耳其长期面临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在2015年的两次选举中,库尔德问题一直是焦点,代表库尔德人的政党人民民主党(HDP)成功进入议会;“伊姆拉勒进程”已终止,对恐怖主义和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担心引发了土耳其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反弹,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恐行动,包括对其在叙利亚北部基地的轰炸,迎合了这种民族情绪,提高了埃尔多安的支持率。极端民族主义也不断出现在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不理性言行上。

土耳其的上述优势和问题,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需要重视的。概言之,土耳其的优势使得对土合作和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土耳其的问题又潜在地使这种合作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中的复杂和敏感问题,需要中国认真地研究和理性地对待。总之,土耳其的战略地位、综合实力以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跟中国的相关性,都不容轻视。中土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中方在土耳其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要与土耳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除了需要了解土耳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整体上把握土耳其的优势和问题以及找准“土耳其梦”与“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对接点之外,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确实涉及一些不容忽视的敏感问题。国内关于土耳其的知识生产的量和质都不够,难以满足外交、学术、思想和媒体等领域对有关土耳其的知识需求。土耳其“骨子里”是一个支持、同情甚至主张“泛突厥主义”的国家——不是政治上的,就是文化上的。中、土两国之间在“东突”问题上存在难解之结。

第二,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有软实力。亨廷顿曾说,土耳其是被布鲁塞尔拒绝,它又拒绝了麦加,它的命运将归于塔什干。无论是被布鲁塞尔拒绝,还是它拒绝麦加,都是一个文明层面的判断,易言之,一个亲西方的、世俗的土耳其也是为“麦加”所拒绝的;说土耳其的命运在塔什干,是注意到土耳其与中亚之间特殊的种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亨廷顿做这个判断时正是土耳其在冷战结束之初出现泛突厥主义复兴之际,厄扎尔本人曾积极支持泛突厥主义。只看意识形态是不够的,尽管土耳其像中国一样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生产性民族,但土耳其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中亚重新进入世界分工体系,中亚诸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远远高于对土耳其的依赖。故所谓土耳其的“塔什干命运”只能是文化或文明的,而不是硬实力的。亨廷顿的论说契合了土耳其三重身份中的一个——中亚。事实上,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是通过推广其软实力实现的,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联系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在中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世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对中亚国家曾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虽然正发党政府宣称放弃了泛突厥主义或者“突厥语世界的统一”的政治诉求,但土耳其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泛突厥主义已经从“领土统一主义”转变为合作性与文化性的诉求。土耳其通过不同层次的机制与中亚诸突厥语国家保持了特殊联系,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

第三,中土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需探索一些新议题。在既有的国际组织和架构方面,中国和土耳其都认识到加强合作以提高在其中权重的重要性,但目前还很难获得实质性突破(比如土耳其谋求提高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里与中方合作)。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土作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性大国,都面临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恐怖主义挑战,如何在这个领域中设置议题、加强合作,并将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置于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以认知,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知框架,可能是两国关系获得突破的重要切入点。考虑到土耳其在突厥语世界的软实力,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具有的相对更强的硬实力,中、土两国也确实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也是两国在这一背景下打造新型双边关系、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的突破口。



 

土耳其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但关键还是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实在的经济辐射力。如果土耳其能够恢复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其在欧亚的中枢地位是有望确立和巩固的。对土耳其未来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内政问题。一方面,土耳其能否巧妙地摆好其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是其长期掣肘,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但土耳其当前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若此问题处理得好,土耳其的稳定与发展将有进一步的保障。另外,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土耳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限制其发展的一个因素,保持中东地区长期的相对和平状态符合土耳其的切身利益。

中国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尽管经历过个别的挫折期,但总体来看,是在向着好的、积极的方向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和倡议之后,双方的合作有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把土耳其的发展目标概括为3个层次的“土耳其梦”,即“2023百年愿景”、“600年展望”、“2071千年目标”,这些宏大目标既涉及土耳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也涉及周边,它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上需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投资,而且还在对外战略方面有其特殊关注和定位。对此,中国需要在客观认识土耳其的优势与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将“一带一路”战略与“土耳其梦”对接,实现双赢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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